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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资讯

第四节 道教的流行

时间:2017-8-20 7:06:08  作者:佚名  来源:网络  浏览:579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,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——价教。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,《周易·观卦彖辞》说“圣人以神道设教,而天下服矣”。《象辞》相传是孔子所作。如果确是这样,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。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,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,儒学对统治阶...

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,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——价教。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,《周易·观卦彖辞》说“圣人以神道设教,而天下服矣”。《象辞》相传是孔子所作。如果确是这样,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。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,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,儒学对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好处,但说教者是所谓圣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。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,但比起宗教来,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,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,最大限度只能管人(民众)的生前,不能管人的死后,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。西汉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,曾力图改造儒学成为宗教,结果毫无成就,想改造孔子从圣人变为天神,事实上是困难的。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,在阻碍儒学宗教化方面,起着积极的作用。

  东汉统治阶级更着重在创立宗教化的儒学,谶纬大为盛行,同时古丈经学也盛行起来,反对谶纬,使孔子保持儒师的本来面目。东汉统治阶级创教运动完全失败了。

 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,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,许愿(贿赂)免罪,净土地狱,因果报应,精神不灭,六道轮回等等耸人耳目的骗术,东汉统治阶级当作新奇的工具,予以接受和利用,是毫无困难的。但汉族有传统的伦常道德,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。佛教恰恰是破坏这些伦常的异端。汉族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儒学的伦常,也决不肯放弃佛教的骗术,而佛与儒又各已定型,不能融佛儒为一教,这样,东汉统治阶级只好采取提倡儒学,限制佛教(只许胡僧传教,不许汉人出家),放任道士创立道教。胡僧到魏晋间还叫做乞胡,他们靠讨饭度日,所有骗人的方法,如果不行施出来,就无法谋生。道士在旁偷看,把所有骗术都学会了。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,所谓大言不惭,就是佛教绝技之一。道士本来也是敢说大话的,得到佛教的启示,说大活的本领并不比佛教差一些。它迅速拥出黄帝老子为教主,宣称读《道德经》五千言,与读佛经有同样的功德。东汉初年,楚王刘英“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”,念的是道经,拜的是释迦,只要能降福,念什么拜什么都无所谓。当时胡僧势力孤弱,没有汉僧作徒党,又不曾译出佛经,只好让信徒读道经。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“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的谎话,后来演化为“《老子化胡经》”。《化胡经》虽在西晋末出现,故事却在东汉时开始编造,编造的方法不外取佛书用以瞎吹释迦的话头,一概搬来给老子装上。例如说老子生下来,即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,化为九井。老子生下即能行走,一步生一朵莲花,共有九朵。老子“左手指天,右手指地,宣告:天上天下,唯我独尊……”。《化胡经》又说“我令尹喜,乘彼月精,降中天竺国,入乎白净夫人口中,托荫而生,号为悉达,舍太子位,入山修道,成无上道,号为佛陀……”,这样说来,释迦是尹喜的后身,又是老子的徒弟,对佛教是很不利的,佛教徒心怀愤恨,但在东汉魏佛教势力薄弱时期,只好默认这种侮辱,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。

  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称为隐君子的李耳,被道教徒装扮成比释迦高一辈的大神圣,道教有了教主,还缺少道经,必须从速制造。东汉张道陵造《灵宝经》及《章醮》(音叫jiào)等二十四卷(一说数百卷),粗具宗教规模。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派遣学生宫崇到宫门献上所谓神书——《太平青领书》一百七十卷,“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”。这是《太平青领书》的宗旨,所有两汉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灾异谶纬,以及神仙家的长生术,都可以包罗在这个著书宗旨里面。因为东吴孙策杀了道士于吉,结果对孙策不利。曹操引为教训。照曹植《辩道论》说,曹操招收道士,不是想求神仙,而是“恐此人之徒,接奸诡以欺众,行妖恶以惑民”。这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,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塑造出来的道教,现在反成了统治阶级看作奸诡妖恶的可怕之物,这说明黄巾起义是道教被敌对阶级——农民阶级所利用,对统治阶级说来,道教还必须切实驯化,即增加儒学的伦常,佛教的因果报应,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长生术,这样,才能真正成为无后患的工具。东晋葛洪著《抱朴子》,是继《太平青领书》以后第二次制造标准道书。葛洪的先世葛玄,孙吴时造《上清经》,葛玄的弟子郑隐,有道书数百卷,传授给葛洪。葛洪凭借葛玄的遗业著《抱朴子》。《抱朴子·内篇》专谈炼丹术,这自然是道教本色。外篇专谈人事,谈来谈去,不能超出儒学的范围。道教这一次著书尝试又失败了。葛洪著《抱朴子》以前,道教已经造了不少道书,据《抱朴子·遐览篇》所记异书,大体上分经、图、记、符等四类。这几百卷道书,根本目的是要炼金丹,金丹一成,所有道书都可以作废。统治阶级需要道教,是要象佛教那样,能麻醉广大民众,葛洪著《抱朴子》,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。

  南朝刘宋时,有道士陆修静撰《灵宝经目》,他对宋明帝说,“道家经书并药方、咒、符、图等,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,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,一百三十八卷,犹隐在天宫”。陆修静所说道书卷数比《抱朴子·遐览篇》多几倍,大概晋宋间又有人大造道书。造书的方法,看来主要是偷窃佛书,陆修静所说“或采搏余经,或造立序说,或回换篇目,稗益句章,作其符图”。所谓采搏余经,就是剽窃佛书,所谓回换篇目,裨益句章,就是取原有道书,改头换尾,增添文句,算是新书。陆修静本人是否剽窃佛书,造出道经,尚无明证。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,慧远是收藏南北译出佛经最多的僧人,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,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,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。陆修静造论文八篇,其中一篇题为《自然因缘论》,所谓因缘,显然受佛书影响,加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。按照这个方法,取佛书原文,改换几个专用字,如世尊改为天尊,佛道改为真道,真金像改为元始真,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道书。自从道士发现这个方法以后,道教的宗教作用,开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,佛教一整套谎话骗术,道教全部搬来,应有尽有,佛教独家出卖的麻醉剂,现在变成两家分卖了。对统治阶级说来,多开一家麻醉剂分店,以广招徕,并无不利处。它知道让道士偷窃佛书,是充实道教的最好方法,所以任令道士继续偷窃,同时又助佛徒继续译出新书,以便道士永远有新书可偷。从南北朝以下,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,力求三方有相当的平衡,使各显其用。道教愈是宗教化,就愈为统治者所重视,而宗教化的关键,在于偷佛书是否足够,尽管僧徒痛心疾首,指控道士偷窃,证据十分确实,却无人查究。统治者利用宗教,是很巧妙的,道教在这种扶植下,发达起来了。

  陆修静第一次编道书的总目,说明刘宋时道教已积累起不少的图书,可以自立门户。陆修静以后,又续有添造,南朝齐时陈显明造《六十四真步虚经》,梁时陶弘景造《太清经》及《众醮仪》十卷。北朝元魏时寇谦之造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,又造《录图真经》六十卷。陆修静与寇谦之同时,这说明南北朝初期,南方和北方,道教都已经是成熟的宗教,可供统治者利用,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兴道灭佛,北方道教势力似乎比南朝更强大一些。北周武帝又一次兴道灭佛,道士焦子顺等人,乘机偷窃佛经一千余卷作为道书。当时玄都观道士奏上道经目录有二千零四十卷。陆修静说道经一千零九十卷,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,所增之书,主要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诸子书八百八十四卷,焦子顺等所偷佛书一千余卷,大概要隐藏一些时候,陆续宣布。依《玄都经目》说,道书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,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书可查,其余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见书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佛书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,周武帝时佛书卷数比隋要少一些,《玄都经目》所说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见的书,当是指尚未偷来的佛书全部。如果周武帝的统治能延长若干年,佛书将要全改为道书。

  道教偷佛书愈多,本身与佛教的区别就愈少,佛教用来诱惑愚人的一套,道教也应有尽有,有些还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统治阶级更多的欢心。例如佛教无父无君,不知忠孝,这在统治阶级看来,是最大缺陷。道教补起忠孝两条,就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要求。《玉清经·本地品》说元始天尊讲十戒,第一戒不得违戾父母师长,反逆不孝;第二戒戒杀生,与佛戒同;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,谋害家国。另一道书说五戒十善,五戒全同佛教,十善则第一是孝顺父母,第二是忠事君师,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。大抵南北朝末年,佛道两教势均力敌,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,就能暂时压倒对方。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,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,甚为剧烈,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,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。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,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。

 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,佛教专演苦空寂灭,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,实际完全相反,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,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。周武帝兴道灭佛,佛徒助隋反周,特别是女尼智仙,给隋文帝影响最大。周武帝死后,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,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。隋文帝即帝位,尊焦子顺为天师,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,怕他往来疲劳,在皇官附近立一个五通观,使他安居。焦子顺助隋灭周,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,极端崇佛的隋朝,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,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。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,开皇十三年(五九三年)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。道教的妖言,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。隋炀帝刚即帝位,于大业元年(六○五年),便下令禁止图谶,与谶纬有关的书,一概烧毁,私藏禁书,查出后处死刑。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,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,令聚居坊中,朝廷派官检查,不许随便出入。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,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,隋炀帝这种处置,显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。事情果真是这样。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。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,说他当承天命。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,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,给他传符命,事成算是助义有功,事不成,传者口说无凭,可无危险。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,扶植宗教,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,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,它们又起助反作用。隋朝的经验,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。

 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,他在起兵反隋时,对佛许下大愿,说做成皇帝,一定大弘三宝。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,并且削平群雄,政权稳固以后,感到沙门道士“苟避征徭,不守戒律”,对朝廷是不利的。他排除众议,下诏沙汰天下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,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,京师留寺三所,观二所,诸州各留一所,其余寺观,一概废弃。寺观比例,似乎两教待遇公平,实际是打击佛教,暗助道教。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,现在寺数大减,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,道教人数有限,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,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。这个诏令刚宣布,唐太宗发动政变,停止沙汰僧道。

  李渊所姓的李,无疑是北周的贵姓,这种关陇贵姓,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。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,即使是真的,门第也不算高。著《道德经》的李耳。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,李渊想提高门第,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。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(六二○年,武德三年),晋州(山西临汾县)人吉善行,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,叫他转告唐天子说,我是你的祖宗,今年击贼(王世充)获胜后,子孙享国一千年。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,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。这样,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。次年,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。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,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,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。李渊利用道佛二教,还利用儒学,六一九年(武德二年)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(先圣)孔子(先师)庙各一所,四时致祭。六二五年(武德八年),他亲到国子监,正式宣布三教地位,道第一,儒第二,佛最后。

 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挛建成,争夺帝位继承权,佛教徒以法琳为首,拥护李建成,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。唐太宗迅速获胜,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。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。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,回到长安,有一天同房玄龄著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,王远知迎出来说道,这里面有圣人(皇帝),难道是秦王么?这显然是诈术,秦王身被黄金甲,率铁骑万匹,坐兵车,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,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,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,他行施这一诈木,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。王远知接着说,将作太平天子,希望好好的干。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,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,表示崇敬,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。所谓神仙异人,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,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。唐太宗为推崇李耳,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,六二六年(贞观二年)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,以孔子为先圣,颜回为先师。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,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,要周公屈居老聃下,似乎不顺。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,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,不妨碍老第一,儒第二的次序。佛道两教互相排挤,都想本教独尊,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,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。这是僧道争地位,道教得政治上助力,夺得优势的第一次。六三九年,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(李耳),唐太宗派大臣查勘,判定法琳有罪,流放到益州,法琳在路上死去,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。不过,唐太宗偏护道教,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,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,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,他不曾缺少一件。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,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,他尊崇道教,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,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。六三八年即贞观十二年,唐统治已经巩固,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《氏族志》,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。皇族仍居次位。唐太宗出面斥责,才改列皇族为第一,外戚为第二,降山东崔氏为第三。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,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,其次是道教主姓李,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,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,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。

 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,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,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,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音。六六六年,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,这个实际已经夫位的懦夫,到孔子庙行札,赠太师名号,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。他又到毫州老君庙行礼,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,圣母曰先天太后,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。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《老子化胡经》,并下令搜聚天下《化胡经》一概焚弃,不得列在道经之内。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。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,儒与道联合,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。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《老子》,每年依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例考试土人。唐高宗令道士隶宗正寺,班在诸王之次,僧徒自称是释子(释迦的儿子),唐高宗这样处置,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,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;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《道德经》,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。六八三年,唐高宗死,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,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,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,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。这时候,道教徒知道失势,要恢复首位无望了,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,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,武则天赐名玄嶷,并特赐僧寿三十岁。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,有资格反道了。他作《甄正论》,斥责道经,说是全出伪造,这个道教的叛徒,大受佛教徒的称颂,其实,唐高宗不死,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疑。佛教正在得势,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《老子化胡经》,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(儒生出身)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,讨论的结果是“汉隋诸书所载;不当除削”。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《化胡经》的武则天会保护《化胡经》,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,杀死以前,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。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,宗教徒希望充当的,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,每当被摆弄的时候,就有得利的机会。到了后来,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,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,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,取得政教合一,使政从属于教。武则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,但还能保持清醒,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,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。她晚年也求长生药,令僧人胡超合药,三年合成,所费巨万。这个僧人名胡超,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。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,这样他自己免了死,武则天也免了死。吃长生药不死,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。

  唐中宗恢复帝位,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,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《老子》,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。不久韦皇后掌权,佛教徒又得势。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,著述甚富,声名甚大,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,他在唐中宗时,与僧慧范(太平公主的奸夫)等九个人,因造圣善寺(纪念武则天的佛寺)有“功”,同时受赏,九人并加官阶,赐爵郡公或县公。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,非善类可知。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,就都死去。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,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,走向灭亡的道路,“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”,“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”,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。可是,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,使得佛教遇到阻碍。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,唐睿宗无法判先后,令在法事集会上,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,表示二教平等。

 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,即位以后,大兴道教,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,同时也是受长生术的欺骗。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,醒来画出真容,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,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,令当时男女道士庄严迎候,像到后行道七昼夜,朝廷给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。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,令假日酒食宴会,表示庆喜。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道教,佛教是相形见绌了。佛教有四大菩萨,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个真人来相对,他们封庄子为南华真人,文子为通玄真人,列子为冲虚真人,庚桑子为洞灵真人。庄子著有一部书,列子、文子各有一部伪书,还可以说凭书得封号,庚桑子仅仅名见于《庄于》,硬凑成四真,其荒诞无稽,与佛教四大菩萨相同。宗教本来是从荒诞无稽中产生出来的,不管它有什么说法,都只能一笑置之。道教得势,就企图压抑儒学,取得独尊的地位。最早是唐太宗,取消周公的先圣名号,升孔子为先圣,事实上古文经学盛行的结果,述而不作的孔子决不能代替作者之谓圣的周公,庙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,计划失败了。武则天换了一个办法,她封周公为褒德王,孔子为隆道公,老子的名号是玄元皇帝,王爵公爵自然应向皇帝低头,可是,周公的资望,远非老子所能攀附,要周公作者子的待从,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难于说出口的。后来又出了一个办法,索性推开周公,追封孔子为文宣王,直称文宣王与圣祖(老子)同时,是圣祖的学生,应该在太清太微二宫圣祖像前,更立文宣王道像,与四真列侍左右。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这种侮辱呢,没有人出来说话,大概是忍受了。因为孔子给道教主当侍从,并不妨碍儒生的仕途,而且只在两个直宫里当侍从,在其他许多学宫里,孔子依然南面称王,足为儒生增光。儒者满足于王号,周公的先圣地位,也就无人保卫,从此学宫中的周公,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。开元天宝时期,道教极盛,佛教相对地衰退,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。

  唐朝皇帝兴道教,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,想要得长生药,却都是一样的。自唐宪宗起,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,贪生便要信道教的长生药,怕死便要佞佛求来生的福报,化死后的灾难,唐宪宗、店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武宗、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,唐武宗灭佛,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,唐宣宗兴佛,不吃道士药,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,以为太医非道也非佛,结果还是中毒死了。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,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,这就是统治阶级提们道教的一点成绩。

  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己独吞利益的愿望。佛道两教都象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,这里只举一两个例,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。唐初,有道士宋冀,在隆山县(四川彭山县)新立道观。释道会勾结总管段伦,改观为寺,道众不伏,拒绝迁移。释道会又勾结安抚大使李袭誉,引兵到县,四面鸣鼓,一时驱出,道众怨诉,要求归还道观。道会说,我恨不得天下道观都改为寺,这一所是绝不能归还的。僧徒勾结官府强夺道观,行为极为恶劣。道教徒对待僧徒,也是恶毒有加,例如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,军资匮乏,管下有一老僧,声名甚大,李抱真同他商量说,请和尚宣称在操场焚身,后面掘一条地道通我住宅,等火发作,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来。老僧很满意,正式申请焚身。佛教信徒,男女群集,舍财大数。七日满期,灌油发焰,击钟念佛,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,老僧被一阵猛火烧成灰土。李抱真收取所积财物,送入军资库。这种充满杀机的阴毒行为,如果扩大起来,变成军阀间的冲突,那就可能出现宗教战争。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,除了少数昏君(如庙中宗)甘心充当佛教的俘虏外,其余皇帝都知道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。唐德宗开三教讲论例,促进三教的调和。公元七九六年(贞元十二年),德宗生日,令儒官与和尚道士讲论,这些人都是精选出来的老滑头,谁肯在皇帝生日自讨没趣!《南部新书》说,三教讲论的格式是“初若矛盾相向,后类江海同归”,有这个格式,三教间矛盾大体上调和了。

  因为朝廷要调和三教,三教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巧宦佞人,适合朝廷的需要,又适合自己做官发财的需要。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韦渠牟,他初读儒书,博览经史,后来做道士,又做和尚,自称尘外人,或称遗名子。唐德宗时参加三教会讲,口才便捷,很得皇帝的重视。又如宰相韦处厚,他佩服世教(儒),栖心空门(佛),外为君子儒,内修菩萨行。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物,正好是适合做大官的材料。

  儒与佛调和,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。僧徒行儒业的很多。中晚唐诗文中,常见文僧、诗僧、琴僧、草书僧等名号,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,很是精通。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。忠和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,孝为忠之本,在家是孝子,出仕是忠臣,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。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,必需提倡忠孝。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,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,如果根本动摇,佛教的以无为本、以生为苦和超世的向往,都无法说通。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问题上,不肯让步。他们知道,尽管不让步,封建统治者也舍不得抛弃佛教,因为权衡得失,佛教的免灾得福,因果报应,使被压迫阶级忍受一切苦,不敢起反抗心,统治者因此所得之利,是足以抵补无父无君之弊而有余的。而且佛教虽说无父无君,并未影响汉族各阶层人士之礼法思想和行为,即使是和尚,也还紧紧依赖统治者,得些实际利益,在平常情况下,哪能真的做到无君。所以儒佛之间的这个矛盾,虽然长期存在,还是能够调和下来。不过尽管如此,这个问题终究是佛儒进一步合流的一个大障碍,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。佛徒师生间,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,大反佛教的教义,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。

  南宗禅学出现后,佛儒的调和,更大进一步。佛与儒调和,也与汉族的宗教——道教调和。佛道两教,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。例如佛说性空,道说无名,皆以虚无为本,两教又都有以主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。在超世的向往上,道有神仙洞府,佛有极乐净土。此外如静坐(道)、禅定(佛)的持修方法,符箓(道)、咒语(佛)的法术等,彼此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(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为据)。至于互相模仿窃取经书,更不待言。道教剽窃佛书,前面已经说过。佛教偷取道教教义,在唐代可以密宗为例。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仪式以及各种神秘法术,内容很庞杂,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,肃、代、德三朝大盛。密宗的做法,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,不少方术,彼此也相似。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。如道教崇拜北斗垦,密宗称为妙见菩萨。道教的司命、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,也见于密宗经文。密宗又画道教的符,用以治病隐身,求财免灾。此外如七七、九九之数,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六甲禁讳、十二肖诸神等,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。晚唐以后,密宗衰微,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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