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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资讯

第三节 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

时间:2017-8-19 6:56:43  作者:佚名  来源:网络  浏览:335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,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,创造新境界。佛教方面,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,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,自创汉化(玄学化)佛教,倡导杀佛杀祖,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。儒学方面,在墨守师说,拘泥训诂的束缚下,开创空言说经,缘词生训的新风气。限于训诂名...

  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,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,创造新境界。佛教方面,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,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,自创汉化(玄学化)佛教,倡导杀佛杀祖,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。儒学方面,在墨守师说,拘泥训诂的束缚下,开创空言说经,缘词生训的新风气。限于训诂名物,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,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,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。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,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。

  唐初孔颖达撰《五经正义》,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,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,很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,因为士人的出路,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。明经专习儒经,进士也必须习儒经,凡是士大夫,基本上都自认是儒生(自认为佛道的是少数),有所议论,总不敢违背儒学或违背过远。唐朝儒生反对佛教,态度比较一致,议论比较肤浅,这种情形与《五经正义》有密切关系。清儒对孔氏《正义》多有贬辞,不知有了正义,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,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(如今文古文之争,郑学王学之争)从此失势。唐太宗令孔颖达撰《五经正义》,颜师古定《五经定本》,对儒学的影响,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。

  唐时分儒经为三等,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为大经,《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为中经,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小经。唐太宗以师说多门,章句繁杂,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,凡一百八十卷,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这是朝廷颁行的官书(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),凡士人应明经科,必须诵习儒经,义理全依据《正义》所说,否则就成异端邪说。《正义》解释注文,不得有所出入。例如梁儒皇侃撰《礼记疏》,有时不合郑玄注文,孔颖达斥为“叶落不归其根,狐死不首其丘”。所谓首丘归根,就是照注文解释。注文错了,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,一概排斥,总要说注文是对的,这叫做疏不破注。孔颖达奉诏撰定的《五经正义》是《周易》王弼注、《尚书》伪孔安国传(传即注)、《诗》毛传、郑笺、《礼记》郑玄注、《春秋左氏传》杜预注。孔颖达作疏,多据南北朝儒主的义疏,如《尚书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本于刘悼(孔颖达是刘焯的门人)刘炫,《春秋左氏传正义》本于刘炫,《礼记正义》本于皇侃,孔颖达自己并没有新说。《周易正义》不言所本,《正义序》说江南义疏十有余家,皆辞尚虚玄,义多浮诞,孔颖达采录诸家旧说,编缀成书,所以《五经正义》中,《周易正义》最为空疏,宋儒为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作疏,都是照文句推演,与讲章无异,这种陋习是从《周易正义》开端的。

  孔颖达撰《五经正义》,经学统于一尊(注家),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,全部作废,儒学内部互斗不决的各宗派,自然熄火,面对宗派林立,说各不同的佛教,在斗争中,统一的儒学处于有利地位,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,却不敢非议儒经,因为儒经从文字到解释,都有标准本,违反它,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。

  《五经正义》是奉敕撰修的官书,此外还有几部私修的经疏。唐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二经《疏》。二经都用郑玄注,与《礼记》郑玄注合称三礼。孔颖达撰《礼记正义》,与贾公彦共同商定,足见他是三礼专门。《周礼疏》不知所本,《仪礼疏》则是依据齐黄庆、隋李孟悊(同哲)二家之疏。朱熹说经疏中《周礼》最好,《诗》、《礼记》次之,《易》、《书》为下,朱熹评论是允当的。与孔颖达同时的杨士勋撰《春秋谷梁传疏》,唐后期人徐彦撰《春秋公羊传疏》,《谷梁传》用范宁注,《公羊传》用何休注,作疏体例全同孔疏,不过远不及《左传正义》的充实,这是因为魏晋以来《公》、《谷》二传不被重视,少有专门的儒生,杨徐二人缺乏凭借,所撰不免流于空疏。大中小三等经,唐儒都做了疏文,对儒学的统一,比两汉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。

  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《五经》文字。颜师古多所订正,撰成《五经定本》。书成奏上,唐太宗使诸儒详议、经过辩论,颜师古对笞详明,诸儒叹服。唐太宗颁行定本,令学者肄习。自《五经定本》颁行后,诸经文字完全统一,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释各异的弊病。

  与《五经定本》作用相反,陆元朗(字德明,唐太宗时人)撰《经典释文》一书,详列各经本异同,每字各有音切、训义,汉魏六朝儒经音训,基本上借此保存。《释文》有《序录》一卷,详述经学传授源流,为研究经学必读的课本。陆元朗自南朝陈后主时开始撰述,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,功程浩大,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完成了结束的工作。

  由于《正义》和《定本》的颁行,儒家学术被束缚,少数不甘屈服的士人,荡弃家法,凭己意说经,开穿凿附会的学风。《五经正义》墨守注文,是严格的汉学系统,唐人新开风气,不拘训诂旧说,可以自由说经,宋儒更加发展,取佛老思想融入经学,经学面貌大变,自成一种宋学系统,与汉魏六朝的经学,截然不同。多少有些唯物主义倾向的汉学(古文经学)转变为唯心主义的宋学,这自然是经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。

  唐人虽开新风气,但著书不多,现存诸书有成伯玙《毛诗指说》一卷,以为《毛诗》序首(《大序》,即《关睢》篇的序文)是子夏所传,其余是毛苌所续(《小序》,《关睢》篇以外的各篇序),说法是新创,证据却绝无。按照汉朝传经家法是不能允许的。唐自安史乱后,藩镇跋扈,朝廷威势下降,儒者提倡《春秋》学,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,企图尊王室,正名分来挽救残破。最先倡《春秋》学的儒者为啖助,撰《春秋统例》六卷,说《左传》“叙事虽多,释经殊少,犹不如《公》、《谷》之于经为密”。《公》、《谷》空言说经,啖助反以为密,足见他旨在借《春秋》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,不重视《左传》的据事说经。宋儒程颐独称啖助绝出诸家,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,程颐这样赞美啖助,正好说明啖助弃传求经的学风,即是宋儒附会臆断的学风。啖助弟子赵匡、陆淳,继续治《春秋》学,陆淳著《春秋微旨》、《春秋集传辨疑》等书,不为三传旧说所拘,专凭己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,未免出于虚构。柳宗元作《陆淳墓表》,称陆淳为巨儒,能知圣人之旨。又有卢仝也穿凿《春秋》,韩愈赠诗有云,“《春秋三传》束高阁,独抱遗经究终始”。韩愈诗推崇卢仝,说“先生事业不可量”。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,韩柳都是赞同的(韩愈李翱作《论语笔解》,也多有穿凿之处)。《五经正义》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,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《春秋》学,连三传也任意驳诘,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《正义》。啖助等人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,独自发抒见解,虽不合汉学规矩,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,啖助、陆淳的创始精神,在经学史上,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变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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